金庸去世,独家采访金庸弟弟妹妹,讲述金庸大师内心故事

据金庸身边工作人员确认,著名作家金庸30日在香港逝世,享年94岁。《环球人物》杂志曾在2011年独家探访金庸先生的妹妹查良琇和三弟查良浩。

以下是当时的文章:

想了解家人眼中的金庸,采访进程出乎意料地难。并不是找不到金庸的家人,而是找到了人,几乎都三缄其口。他们的目的很单纯,“让老人家能清清静静地过‘退出江湖’的日子吧”。

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,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,金庸是老二。7个同胞手足中,在世的还有3人,金庸长居香港,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,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。

 从小就崇拜祖父 

查良琇比金庸小1岁,从她记事起,家里不管是谁,闲下来就喜欢看书,因为查家的藏书实在太丰富,“只要想看,取之不尽。小时候,书是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财富”。二哥金庸更是个书迷,8岁时在家里翻到一本武侠小说《荒江女侠》,粗粗翻了几页,便迷上了, “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!”金庸10岁那年,父亲送给他一件圣诞礼物。他打开一看,是一本书——《圣诞颂歌》,讲述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守财奴,变成一个慈爱友善的人的故事。直到现在,金庸还珍藏着这本书。

在查良琇的记忆中,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乐的。一家人住在海宁老家一座五进大宅子里,里面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。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、米行和酱园店。祖父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田地,用收到的租金设立了一座义庄,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。凡是査家子弟,上了中学、大学,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。如果有人出国留学,津贴的数额更大。金庸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,也领了一笔津贴,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。

“祖父是对二哥影响最大的人。”查良琇介绍道,查文清是海宁査家的最后一位进士,曾任江苏丹阳知县,任上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“丹阳教案”。当时,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,常常依借西方势力欺压百姓。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,视而不见。百姓与传教士时有摩擦。终于有一天,丹阳数百人围攻了当地教堂,一把火将其烧掉。事发后,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列强交代,要求查文清处斩“为首之人”。查文清不忍,决心“力为民请命、不济则以官殉”,秘密差人通知为首两人逃走,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。等所有事情安排妥当,他才向上司汇报,“并无为首之人”,自请辞官。

查文清去世后,37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,一起赶到海宁,三步一磕头,跪拜至查家祭奠。见查文清坟地狭小,他们出资买下坟地周围60亩土地给查家,以示谢恩。其中一户更是立下家规:凡我子孙,生男者到查家为奴;生女者,到查家为妻妾,如不纳,为婢;如不用,才可另谋职业。金庸大哥查良铿的夫人,就是这户人家的孙女。

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后不久,祖父就去世了,但这些事迹都写在族谱里。祖父不为官位利禄杀害百姓,敢于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事,深深印在金庸心里。将近20年后,抗战胜利之时,金庸又从家中长工和生的口里,得知当年正是他的祖父,在丹阳重审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,把和生带回海宁家里安顿下来。祖父的英雄气,被他写进了《连城诀》。

 弟弟心中的“故事大王” 

1936年,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,便离开了海宁,到嘉兴上中学,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,直到1945年底,才第一次回家。游子归来,全家人都高兴坏了。

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:“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,一直面带笑容,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,但话语不多。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岁,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。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,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。那时,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,还有些口吃,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,成了‘故事大王’。每天晚上,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,可是天衣无缝。常常是说到兴头上,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,连比划带摹仿,手舞足蹈的,有意思极了!”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,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,成了査良浩、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、最难忘的日子。

晚上,等弟弟们睡着,金庸“书瘾”发作,又钻进书房去。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,大多是线装书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水浒》,都“逃不过”金庸的眼睛。

 “有困难,找二哥” 

1950年,海宁家中遭遇变故,父亲查枢卿作为“反动地主”被“镇压”而死,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,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。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,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。“有困难,找二哥”是兄妹们的共识。

査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。金庸到香港后不久,三弟査良浩上学,没有学费,金庸马上寄钱资助。紧接着,1951年,小弟査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,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,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。小弟读书很努力,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,6年大学期间,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,其中两对双胞胎,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。金庸知道后,不但很快汇了钱,还专门为孩子寄来小衣服、糖、奶粉、饼干等。“要是没有二哥的帮助,还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过那段困难的日子。”

弟弟妹妹的事情,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。1981年7月,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,邓小平会见了他。很快,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发来的电报,相约杭州一聚。随电报寄到的,是金庸给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费。

査良琇说,金庸细致得“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,他就已想到,为你办好了”。她举例说,1996年,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,浑身抽搐,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,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,金庸知道后马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,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。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,必须立即手术。金庸得知后,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。为此,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,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。查良钰手术成功后,金庸又赶来看他。那时香港直飞杭州不方便,得从北京转机。转机那天,有大雾,飞机不能起飞,金庸在首都机场等了整整一天。一到医院,顾不上自己休息,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。

 “他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” 

在査良琇的讲述中,记者察觉,她家境也不富裕,午饭的主菜是丝瓜豆腐汤。记者突然联想起金庸在《明报》时“抠”作者稿费是出了名的,忍不住问:“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,金庸也资助过您吗?”

“当然有!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,1949年去了台湾。这样的情况,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,不能分到土地,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。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没饭吃,更没钱读书。二哥知道后,就开始给我寄钱。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,社会上有一些人说,‘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’,我听了都觉得可笑,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?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。我50多岁的时候,几个孩子都长大了,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,他也是农民。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,来临安看我,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。直到2002年,政府每年给我补贴,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,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!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,我说孩子都在乡下,杭州的房子用不上,我没要。”

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“大哥”。父亲和生母死得早,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,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,平时嘘寒问暖,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;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,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。査良琇说:“二哥这么多年在外,受了很多苦。但他从来没和我们提过一句。我们有困难的时候,却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。”

但是,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。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,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。留在海宁的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,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:“母亲临走前有遗言,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,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。”多年来,他一直守着査家旧居,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,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。

作者:《环球人物》记者  李鹭芸

本文刊登自《环球人物》杂志2011年第26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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